英国新冠死亡人数升至欧洲第一！谁来为“群体免疫”的结果买单？

截至5月10日，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400万例，英国新冠肺炎总死亡人数超三万人，已经悄然超越意大利，成了欧洲第一，在世界范围也仅次于美国，甚至死亡率还远高于美国。

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、直接促成英国封锁政策的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家尼尔·弗格森教授周二在承认“判断失误”之后辞去了新冠疫情政府顾问一职。

（英国死于新冠病毒肺炎的人数目前在欧洲最高，全球仅次于美国。来源：中国日报微博）

事实上，相比于美国以商业保险筹资为主、相对支离破碎的公共医疗体系，英国有着引以为傲的国民健康服务系统（NHS），向全民提供公费医疗；相比欧洲很多国家，英国在公共卫生、健康医疗等研究方面也处于领先水平。

可是，为什么英国还是会出现死亡人数、死亡率双高的现象？相对德国等抗疫表现优秀的国家，英国在防疫上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？

首先，确实有一些客观的不利因素存在。比如，英国实在是太挤了。

英国的总人口数量接近6800万，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和德国，但国土面积排到10名开外。

所以从人口密度上，除去一些袖珍国家外，英国仅次于荷兰和比利时，而后两者新冠死亡人数相对于总人口的比例也接近英国，甚至比利时还要更高（仅1100万多一点人口，已有超过8000人死于新冠）。

（英国英格兰地区新冠死亡病例分布。从北到南三个主要密集区为西北城市带（包括曼切斯特、利物浦、利兹和谢菲尔德等）、伯明翰、伦敦。来源：Lincolnshire Live）

相比低地平原为主的比利时和荷兰，英国的苏格兰和威尔士多山，结果就是：超过5500万人挤在只占国土面积53%的英格兰。

而首都伦敦，仅仅1569平方公里，住了900万人口（武汉总面积超过8000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1100多万）。

在意大利，一半新冠死亡发生在只占总人口1/6、但人口稠密的伦巴第大区。而英格兰实际就是一个大号的伦巴第。

再加上英国教育、金融等服务业发达程度超过欧洲其他国家，伦敦还是欧洲交通枢纽（比如伦敦希思罗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机场，伦敦盖德威克机场也能排到欧洲前十），人口流动性极高。

以上这些，都为新冠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，伦敦也自然成了英国疫情的震中。

最近，英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反复强调，不同国家统计方法差异很大，国与国之间的数据可比性不强。虽然是在找借口推卸责任，但也有一些道理。

（一名工人在英国剑桥的皇家帕普沃斯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擦洗走廊。作者：彭博社，尼尔·霍尔）

很长时间以来，英国病毒核酸检测的对象只局限于收治入院的病人。

NHS要求病人自出现疑似新冠症状起，先在家自我隔离7天，病情未缓解，才考虑收治入院。实际上就漏检了感染后自我康复的病人，还有少数未来得及入院就死亡的情况。

这样一来，新冠总感染人数会被严重低估，因为大多数人感染后只会出现轻微症状，甚至无症状，只有10%～20%需要入院治疗。但另一方面，算感染死亡率的话，总感染人数是分母，分母低估了，死亡率就肯定被高估。

其他国家而言，意大利也只对入院病人进行病毒检测，而德国检测的范围则要宽得多。这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差异巨大的感染死亡率（英国、意大利14%～15%，德国4%）。

相对而言，绝对死亡数字要准确得多，但各国间的统计也存在差异。比如，意大利公布的死亡数字一直只包括医院死亡病例，法、德等国的数字还包括社区，英国4月底开始也加了社区死亡数字。

此外，对死亡原因的认定，各国也不尽相同。

比如，比利时将任何医生怀疑为新冠的死亡病例都算作新冠死亡，而德国只将已经检测为阳性的社区死亡病例计入其中。

然而，虽然英国政府拿统计方法搪塞，但面对3万多失去生命的国民，去争辩与意大利谁更烂又有什么意义?

（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·拉布，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解释死亡人数上升原因。来源：Sky News）

英国自己还在扭扭捏捏地不愿承认错误，其他国家的媒体已开始帮英国盘点了。比如澳大利亚的《悉尼先驱报》总结英国有四大失败：防护装备短缺，封锁决策缓慢，病毒检测规模跟不上，以及对养老院保护不足。

德国《焦点》杂志把英国形容是“欧洲的问题儿童”，认为英国政府在处理防疫中表现得“既疏忽又傲慢”。先是约翰逊首相带头到处与人握手，后又对世界卫生组织大规模病毒检测的建议置若罔闻，认为这只适合发展中国家。

美国《纽约客》杂志指出，在3月中旬，英国政府出现了政策导向混乱。先是早早宣布放弃在人群中大规模检测病毒，再由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提出群体免疫的概念，似乎不准备采取更强硬的措施。然而，当有专家警告这样可能造成50万人死亡时，政府又匆匆忙忙宣布关闭学校、餐馆、酒吧等公共场所，禁止非必要原因出门。

3月中下旬，伦敦市长决定减少公共交通班次，结果却导致部分线路人满为患，因为不少人仍然还在工作，最后市长又不得不增加班次。

就在英国政府部门首鼠两端、犹犹豫豫的十多天时间里，病毒传播一发不可收拾。

（因新冠病毒蔓延减少班次后的伦敦地铁中央线。图片来源：《卫报》）

英美长期信奉自由主义，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，也深入国民文化。

这一点与有社团主义传统的中欧国家，以及推崇社会民主主义的南欧和北欧国家都有一些区别。

在英美，民众、社会包括政府自身，都对政府权力扩张持警惕态度。

（英国地铁上仍有许多不戴口罩的市民。来源：Sky News）

虽然都采取封锁措施，同是受灾严重的法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国的政策执行力度明显强于英国。比如，在法国、意大利，警方会要求行人出示“出行证明”，对违反规定外出的人真金白银地开出了大量罚单。

反观英国，虽说自3月下旬以来，政府要求公众不准因非必要原因出门（必要原因是购买食品、药品、看病以及无法在家完成的工作），但违反规定的人众多，每逢艳阳天，公园、海滩还是人山人海。而警察仅仅是发现之后驱散，真正开出罚单的例子少之又少。

另外，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一面告诫公众遵守规则，一面自己却做着违反规则的事。

苏格兰的首席医疗官刚刚宣布居家令，自己就驾车去第二套房度假，去了两次才被发现。

建议采取封锁措施的政府顾问尼尔.弗格森教授，私下却两次把有夫之妇叫来家中幽会。

虽然事情败露后，这二位都被迫辞去政府职位，但必然会对政府防疫政策的公信力造成损伤。本身就信奉个人自由，再加上有专家“以身作责”，一些民众必然会质疑待在家中的必要性，进而也违背规则。

在英国，政策制定非常讲究“证据支持”。

一项政策从构思到出台，往往要外包给调查公司、咨询公司、智库、大学等去收集数据，反复论证。应该说，日常运作中，有这种传统是一件好事，但当遇到危机时刻时，这种“证据主义”可能会产生副作用。

比如，当被问及是否会采取某种措施对抗病毒时，英国政府官员或专家的回答常常是“没有证据表明这项措施可以阻止病毒传播”类似的话。在不同的时间点上，这些措施包括关闭学校、禁止非必要外出、推荐戴口罩等等。“没有证据”成为了政府不采取措施的挡箭牌。

从科学上要拿到有力证据并非易事。

（一些西方国家应对公共危机的四阶段“公式”。来源：英剧《是，首相》片段）

比如根据“证据等级金字塔”，最有力的证据来自系统综述和元分析，这需要有大量单个研究数据积累。

力度其次的是队列研究，涉及要对一组人进行长期追踪。

力度再次之依次有对照试验、横断面研究、案例研究等等，时间花费会少一些，但也不是十天半个月内能搞出来的。

机制研究和媒体社论、专家观点属于力度最弱的证据。

新冠病毒是一种全新的病毒，从发现至今不到半年时间，找到强有力证据证明某种办法对该病毒有某种效果，谈何容易。

现实就是，各国政府采取措施能依据的，几乎都是力度较弱这一层次的证据，比如专家经验、临床的案例等。

但是，证据力度弱，并不等于实际使用中没有作用！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政治家可以迅速综合专家观点，采取果断措施，并勇于承担责任。当然，政治家也可以声称“没有证据支持”，裹足不前，最后把责任推给“科学”。

特约作者：无争｜英国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巴茨和伦敦医学和牙医学院 研究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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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叶正兴、张杰、乔辉排版：李永敏 / 运营：席大力、吴家翔统筹：张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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